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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 > 專題集錦 > 中國佛學 > 佛學 > 總第三十二期(二〇一二年)

      再論智者大師的出身地――關于“智者故里”之我見

      作者:邢東風 來源: 更新時間:2013年05月08日

      【內容提要】天臺智者大師是中國佛教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相關的研究多不勝數,然而他的出身地究竟在哪里?對于這個問題,相關的學術論著中一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均僅限于照搬史地辭書的解釋,從未作過專門性的考察,于是至今留下一筆糊涂賬。近年來,荊州一帶圍繞著“智者故里”展開爭論,對學術界提出了難題和挑戰。本文從原始資料的記載、相關地區的歷史沿革、宋代以來的相關說法、相關的歷史遺跡等四個方面進行考察,說明在現有智者大師出身地的各種說法中,只有公安說最為可信,公安才是他的家鄉,從而對“智者故里”的爭論作出回應。

      【關鍵詞】智者大師 故里 出身地 荊州 公安

      【作  者】哲學博士,現任日本愛媛大學教授。

       

      智顗(538597)是天臺宗的實際創立者,在中國及東亞的佛教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因而在有關天臺宗的研究中,他是最受注目的人物。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都有許多研究智顗的論著,但是關于他的出身地究竟是在哪里,至今沒有說清,于是留下一樁懸案。近年來,在智顗的家鄉湖北荊州地區出現了所謂“智者故里之爭”,人們圍繞智顗生地的問題展開爭論,或說他是公安人,或說潛江人,或說監利人,各種意見相持不下,同時也給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提出了挑戰。筆者近年來剛好也對這個問題作了一些探討,因此想在這里談談自己的看法。

      關于智顗的出身地,自古以來就有不同的表述,或謂潁川人,或謂荊州人,或謂華容人,或謂荊州之華容人,等等。不過,在隋代至唐初的史料中,一般說他是潁川人,但他的祖先在晉代遷居到荊州的華容縣。例如隋代皇甫毘的《玉泉寺碑》說:“禪師本姓陳氏,颕川人也” ;隋代柳顧言的《天臺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說:“禪師法諱智顗,潁川陳族,……典午喪亂,播遷華容” ;智顗弟子灌頂(561632)的《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說:“大師諱智顗,……潁川人也。……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 ;唐初道宣的《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智顗傳》說:“釋智顗,……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 。這些記載是關于智顗出身地的原始資料,其中皇甫毘的碑文作成最早,文中只提到智顗是潁川人;柳顧言和灌頂的記載作于智顗去世之后,他們除了說明智顗是潁川人以外,還提到他的祖先移居到荊州華容;道宣的記述與灌頂一致,只是更為簡單。這些記載雖有詳略之別,但是并無分歧的說法。

      顯然,原始的記載大致是從兩個角度敘述智顗的出身地,一個是說他的祖籍,即潁川,一個是說他的生地,即華容。智顗的祖籍在潁川,也就是說潁川是他的老家,因此從籍貫的意義來說,他是潁川人;當晉室南遷之際,他的祖先移居到荊州的華容,到了智顗的時代,他的先人已經在這里生活了兩百多年,因此華容才是智顗本人的家鄉,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華容人。由此可見,如果只說智顗是潁川人,那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它僅僅指出智顗的祖籍,而沒有說明他本人的生地。如果要說明智顗本人的生地,就必須說明華容是后代的哪里,然而由于華容的建置沿革在歷史上經歷過復雜的變化,人們很難弄清這個地名究竟相當于后代的哪里,于是相關的解釋也眾說紛紜,至今說不清智顗的生地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綜觀中國和日本的智顗研究,學術界對于他的祖籍潁川并無異議,一般都肯定這個潁川就是現在河南的許昌,但是對于智顗生地的華容,則有五花八門的解釋。這些解釋大致包括三種:第一種認為華容即今湖北監利縣西北 ,是為“監利說”;第二種認為華容就是現在湖南的華容縣 ,是為“華容說”;第三種認為華容就是現在湖北的潛江縣 ,是為“潛江說”。這些解釋大多是在“華容”之后用括號標注現代的地名,既未提供資料依據,也沒有相關的考釋,其實都是從史地辭書里照搬過來的說法,人們在引用時并未經過仔細的推敲。此外有的論著只是沿用舊說而不作解釋 ,大概是鑒于問題的復雜而回避進一步的考究??偟膩碚f,盡管有關智顗的論著多不勝數,但是卻不見有對他的家鄉華容進行專門的考察,結果造成一項研究上的空白,同時也給世人留下懸案。

      與學術界的麻木不仁相反,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地方文化意識的提高,在荊楚地區、也就是在被認為曾是古華容的今湖北監利、潛江、公安等地,這個問題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并且展開了“智顗故里之爭”。關于這場爭論,網絡上有一篇題為《荊州為“智者”狂》的文章,其中報導如下:

      201068荊楚網消息:(湖北)潛江、公安、監利三地以相關資料為據,旁證佛教高僧智顗出生地。事情始于潛江人賀亮2009530撰寫《智者大師出生地淺談》一文,該文稱中國佛教史上最早創立的佛教宗派天臺宗創始人智顗,出生于荊州華容(今潛江西南)。隨后,公安縣有關人士撰文爭奪智顗出生地。監利民宗局也迅即佐證,云《中國佛教簡史》一書對智顗出生于荊州華容(今監利西北)有明確記載。

      可以看出,圍繞智顗生地的問題,當地有三種看法,即潛江說、監利說、公安說。根據筆者的有限了解,目前持潛江說的有賀亮先生,他在《智者大師出生地淺談》一文中主要依據《辭?!返娜A容解釋,并結合古章華臺和華容道的考察,說明智顗出身地的華容就在潛江,其地與公安及湖南華容無關,而公安只是智顗生活過的地方 。持監利說的有監利縣民宗局局長彭柳,他認為“《監利縣志》可佐證古華容為今監利,我縣豐富的三國遺跡,更可確認智顗出生地為監利” 。持公安說的則比較多,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不斷,例如趙樸初居士在1981年就曾談到智顗“原籍河南許昌縣,后來與母親遷居湖北公安縣” ,其所謂“與母親遷居”之說雖不準確,但公安說的立場顯而易見;1985年,公安縣志辦公室編寫的《公安古今游覽》里也說智顗的生地在公安縣的茅穗里 ;1997年,姚胤林的《公安佛教志》說智顗的生地“在舊公安縣茅穗里村大賢里” ;近年來,公安縣文聯主席鄒平先生撰有《高僧智顗大師出生地考證》一文 ,亦主公安說;大約自2008年起,祖籍公安的臺灣作家張覺明先生對此問題作了大量調查,并撰成《智者大師出生地湖北省公安縣研究》一書 ,后來他又有《研究智者的經過》一文 ,介紹自己對此問題的考察經過;2011年,公安報慈寺住持慧靜法師撰寫《智者大師出生地史考》一文 ;再從網絡資料來看,似乎公安佛教界普遍認為智顗是公安人。以上所舉,大多為當地人士的觀點,大家各執一端,都主張智顗的家鄉就在自己的地區。為了求得答案,有的當地人士還向學術界發出呼吁,希望學者們幫助解決這一問題。

      其實,他們的呼吁給現有的佛教研究出了一道難題。盡管參與爭論的各方都不是從事佛教研究的專業學者,爭論的目的也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學術探討,但他們爭論的問題卻有很強的專業性,而且他們的探討已經比學術界領先。首先,學術界的智顗研究從來不曾把華容究竟是在哪里當作一個專門的問題來考察,而當地的爭論恰恰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在這個尚未被學者們清醒意識到的問題上,他們已經作了相當程度的探索,是為問題意識領先。其次,在學術界對于智顗生地華容的解釋中,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華容說、監利說、潛江說,可是偏偏不見“公安說”;其實公安說比其他解釋出現得更早,對于如此重要的歷史資料,學術界一直視而不見,而當地人士卻非常重視,或支持或反駁,是為史料參照周全。再次,在現有的智顗研究中,尚未見有圍繞這一問題的資料調查成果,而當地或與當地有關的人士卻作了相當周密的調查,如張覺明先生的《智者大師出生地湖北省公安縣研究》就是一例,是為調查取證詳實。最后,現有智顗研究論著中的“華容”解釋都是照搬史地辭書,僅限于常識的理解,而爭論的各方無論是主張潛江說、監利說還是公安說,都作了詳略不同的論證,是為持論有據。相形之下,學術界在此問題上還處在蒙在鼓里的狀態,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按理說,解答這樣的問題本來是佛教學者的責任,然而遺憾的是,佛教學術界一向習慣于空洞抽象的義理探討,而忽視微觀具體的實證研究,“平生袖手談心性”,遇到形而下的問題便一片茫然。在智顗的研究上也是如此,關于他的思想學說被講得天花亂墜,可是連他的生地也搞不清楚,當地方人士期待學術界提供相關的資訊時,學術界卻無言以對。這種尷尬的事例再一次證明,喜好空談義理的佛教研究對于佛教歷史文化遺產的確認與保護基本派不上用場,也沒有真正的現實意義。

      不過這樣的爭論對于佛教研究來說是一個有益的刺激和挑戰。因為這樣的問題既是佛教研究應當解決的學術性課題,同時又直接關涉到當地佛教歷史文化遺產的確認、保護和開發利用,所以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假如佛教學者也能重視這樣的問題,并進行扎實、詳細的調查研究,那么不僅可以填補佛教研究的學術空白、解決長期遺留的學術疑案,而且可以為相關地區提供可信的學術資訊,從而實現佛教學術研究為佛教歷史文化遺產的確認與保護提供服務的應有職能。再者,盡管當地人士已對這個問題作了許多探討,但畢竟受到研究條件的限制,他們的成果還不夠成熟,至少在現有的潛江說、監利說、公安說當中,還沒有哪一種說法足以讓持其他觀點的人們完全信服。因此,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尚未完結,而且還將繼續下去,同時當地人士也期待著學術界的參與和回應。面對這樣的爭論,學術界不應逃避自己的責任,而應當作出自己的回答。

      所謂“智者故里之爭”,無非是要解決智顗的出生地究竟是在哪里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據我們現在所掌握的資料來說,在研究方法上應當遵循以下幾項原則:一是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原始資料的記載;二是盡可能根據第一手資料弄清華容及相關地區的歷史沿革;三是要了解和參考歷史上關于這個問題的說法;四是盡可能提供相關歷史遺跡的證據。筆者認為,只有按照這樣的原則,從這幾方面進行綜合的考察,才可能得出比較扎實、從而也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先說第一個方面。

      關于智顗的生地,原始記載的提法是“荊州之華容”。這個記載雖不能告訴我們“華容”是后代的哪里,但是對“華容”的隸屬關系作了明確的交代,其中“荊州”明顯是指到此記載出現時為止的歷史上州郡級別的行政區劃單位,“華容”則是荊州屬下的一個縣。按照這樣的隸屬關系來說,“華容”的所在必須限定在“荊州”的范圍之內;假如超出了這個范圍,不管相關地區在歷史上是否叫作華容、以及是否由華容分出,都不符合“荊州之華容”的定義,因而應當從智顗生地的可能選項中予以排除。

      在目前的討論中,人們往往只注意“華容”的地名以及與之有關的地區,而忽略了原始記載中對“華容”隸屬關系的界定,由于沒有完整、準確地理解原始資料的記載,結果把不屬于“荊州”的地區也當作“華容”,其實那些地區并非“荊州之華容”,把它們與“荊州之華容”混為一談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再說第二個方面。

      關于“華容”古地名的解釋,人們往往采用史地工具書的說法,然而華容的問題非常復雜,遠不是一般史地辭書所能解釋清楚的,要想弄清歷史上的華容到底相當于后代的什么地方,必須根據相關的歷史記載進行考察。實際上,由于華容及周邊地區的建置沿革在歷史上、特別是在西晉至隋代期間經歷過復雜的變化,所以關于這一地區各縣的地名變化、疆域范圍等問題,自古以來就難以弄清,而且至今還有未了的公案。不過萬幸的是,近年來剛好在同一地區圍繞著三國華容道遺址等問題展開了持久的爭論,隨著探討的不斷深入,有關華容建置沿革的歷史也逐漸明了。在此方面,湖南學者朱培高、李春陽等人的成果最值得注意,他們的研究并不盲從“權威”的說法,而是從相關文獻史料的細密分析出發,同時結合實際地形及長江水道變遷的考察,從而取得了更有說服力的成果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的研究對于弄清智顗生地華容的所在頗有參考價值。弄清華容及周邊地區的史地情況并非易事,假如不能對此問題進行專門的考察,那么至少也應參考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切不可以為只要依照《辭?!分惖霓o書就能解決問題。在學術研究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特別是在處理那些非常專門性的學術問題時,只有扎實的研究才具有權威性,就“華容”的解釋來說,“權威”的說法未必可信。

      這里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對華容及相關地區的歷史沿革作一簡要說明,順便對現有華容說、監利說、潛江說、公安說之成立的可能性加以檢討。

      1、華容縣  始建于漢高祖六年(-201),自漢武帝時隸屬荊州刺史部南郡,轄境包括今湖南華容、湖北的監利、石首以及公安部分地區。自三國至隋代,歷經多次分合,轄境時大時小,但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一范圍。西晉初期一度罷華容、置江安,不久又分江安置南安(大致相當于漢華容南部),再分江安置華容,隸荊州南郡;太康五年(284)又從華容劃出監利、石首二縣,古華容從此一分為三。南北朝時期,宋元嘉年間(424453)省石首入華容,隸南郡,齊、梁大體因之,梁末省華容入南安,華容的建制被取消。隋開皇十八年(598)改南安為華容,隸巴陵郡,此時的華容大致相當于除監利以外的古華容之地。唐武德四年(621)分華容置石首,華容隸屬岳州,轄境相當于漢華容的東南部、亦即今華容之地。至此,華容的建置基本定型,以后歷代無大變化 。

      總的來說,漢華容的范圍最大,魏晉以后逐漸縮小。監利和公安部分地區原來都在華容界內,這種關系大致保持到西晉為止。歷史上的華容,無論范圍大小,均包括今華容在內,若僅就名義來看,今華容與歷代華容都有直接的關系;但從隸屬關系來看,屬于荊州的華容存在于漢至南北朝期間,隋代以后的華容不再隸屬荊州,因此隋以后的華容不符合“荊州之華容”的界定,“荊州之華容”只能是指到南北朝時期為止的華容。由此可見,華容說的成立也要受到條件限制,而不能僅靠“華容”之名便可成立。

      2、監利縣  原為漢華容之一部,西晉太康五年(284)從華容分出。此后華容雖歷經分、合、省、復,但不再包括監利在內。從隸屬關系來看,監利縣除了在晉代隸屬荊州南郡以外 ,南北朝時期屬郢州巴陵郡 ,隋唐時期屬復州 。

      總之,監利于西晉初期從華容分出,此后與華容各自為政,自南北朝至隋唐,不再隸屬荊州。因此,至少就東晉至隋唐時期的監利來說,明顯不符合“荊州之華容”的界定,只有在原始記載的“荊州之華容”是指漢代至西晉初期的古地名的情況下,這個華容才有可能包括后來的監利;然而包括并非相等,因為這個時期的華容除了包括監利之外,還包括后來的華容與石首,三縣分別為漢華容之一部,而皆非全部。假如“荊州之華容”是就西晉初期以后的華容而言,那么由于當時監利已從華容分出,而且不屬荊州,所以“荊州之華容”就更不可能是指監利。由此可見,監利說的成立比華容說還要受到更多的條件限制,僅憑監利源于華容的關系,遠不足以支持監利說的成立。

      3、潛江縣  潛江之地,歷史上長期分屬不同縣所管,各縣所隸州郡也不一樣,而且歷經復雜的變化 。不過此地緊靠江陵,其部分地區也曾隸屬荊州。潛江立縣始于北宋乾德三年(965),按《元豐九域志》卷六的說法,是“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 。

      就潛江與華容的關系來說,無論歷史上的“大華容”還是“小華容”,都不包含潛江在內,但是有一種觀點認為潛江的部分地區在漢代屬于華容,甚至主張華容縣城就在這里 。這種說法始于1980年代,它的出現與章華臺遺址和三國華容道的研究有關,最初由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等所倡導,以后又被寫進《辭?!泛汀吨袊鴼v史地圖集》的相關部分,因而影響很大。正是根據這種說法,所以才有潛江說的出現。實際上《辭?!返慕忉屛幢乜煽?,根據李春陽的研究,譚說明顯有誤 ,不足為取。既然潛江說的前提并不成立,那么在考慮智顗的出身地時,就應把潛江排除。

      退一步說,就算潛江部分地區原屬漢華容,那么充其量也只是華容的一小部分,而且這種可能僅限于漢代,若無其他證據,焉知“荊州之華容”偏偏就是指漢代大華容的一角之地?可見,與華容說和監利說相比,潛江說的成立更需要其他條件的支持,單憑它與漢華容的淵源關系,同樣不足以支持潛江說的成立,更何況這種淵源關系本身就值得懷疑?

      就筆者所知,賀亮先生是對潛江說提出論證的第一人。他認為智顗的祖先遷居到華容,由于他們是貴族,所以當時應該是住在華容縣城,而華容縣城就在潛江,因此說智顗的生地就在潛江 。這個結論的前提有二:一是潛江是華容的一部分,而且是華容縣城所在地;二是智顗的祖先住在縣城,而非住在窮鄉僻壤之地。關于第一個前提,除了根據朱培高、李春陽等人的研究可以知道這種說法難以成立之外,還有兩點可以補充。第一,漢華容的范圍本來就很大,假如還包括潛江部分地區在內,那么它的范圍就更大;在偌大的華容之內,潛江只是邊緣的一角,如果說華容縣城就在這里,而不在比這個角落大得多的今華容、監利、石首等地,恐怕怎么說都難以令人置信。而且,公安也是當時華容邊緣的一角,如果說漢華容的政治中心在公安,恐怕持潛江說的論者也會覺得不合情理吧?第二,在潛江立縣之前,至少在漢至隋代期間,這里一直分屬各縣,這種情況本身就表明潛江一帶當時未能形成政治經濟的中心,而只能作為局部或邊緣地帶分別隸屬各縣。直到東晉初期,潛江西部的龍灣一帶還被作為僑縣 。僑縣是為安置移民而設,位置一般選在比較偏僻和不夠發達的地區,潛江西部當時屬于江陵的邊緣,假如這里在漢代就已是蔚為大觀的華容之縣城,誰又肯把已經開發成熟的都市讓給外來移民?由此可見,要想說明潛江是華容縣城所在地,還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關于第二個前提,原始記載只說明智顗的祖先遷居到了華容,而未交代他們住在華容的哪里。賀亮先生斷言智顗的祖先住在華容縣城,沒有舉出史料依據,因而只是一種推測。這種推測的理由在于智顗的祖先是貴族,但是不應忘記,現在誰也說不清當時(晉室南遷之際)他的祖先到底是什么身份,可以明確肯定的倒是他的祖先當時是失去家園的移民,就算他們原來是標準的貴族,然而經過患難流離來到華容之后,還有多少“高貴”可言?可見賀先生的推測未必“符合歷史事實”。其實,說到智顗的家鄉是在華容的哪里,歷史上倒是有一種明確的說法,那就是早在北宋時期就已出現的公安說。依此說法,智顗的家鄉就在茅穗村或茅穗里,其地原屬華容,后屬公安。然而賀先生不相信這種歷史上早有的說法,而寧愿相信自己的推測,未免過于主觀。

      4、公安縣  今公安之地,其主體部分原來屬于漢孱陵。孱陵縣設于漢高祖六年(-201),兩漢時期屬武陵郡 ,治所在今公安境內,轄境包括今湖北公安、松滋二縣之大部,以及湖南安鄉、南縣西北部、澧縣、津市市、漢壽縣之一部,東與華容相鄰 。東漢以后逐漸縮小,最后在隋代廢除。“公安”因劉備曾駐扎油江口(在今公安境內)而得名,后歸東吳,立為公安縣,并作為南郡治所 。西晉太康元年(280),從原華容與孱陵二縣劃出一部地區,設立江安縣,其地與今公安大體相當,屬荊州南平郡 。南北朝時期,宋、齊仍為江安,梁廢南平郡,改江安為公安,陳以公安為荊州治所 。隋開皇九年(589),將當時的孱陵(今湖南安鄉北部)、永安(今公安西南部)二縣并入公安,隸南郡 。

      從歷史淵源來看,公安與孱陵關系甚深,同時與華容也有關系。一方面,公安大部地區原是漢孱陵的地盤,而且孱陵縣城也在公安,后來孱陵逐漸縮小,最終又歸入公安。大致說來,自漢至隋期間,先是漢孱陵包括后來的公安,后是公安包括縮小了的孱陵。另一方面,公安的部分地區、特別是公安東北部一帶,原來屬于漢華容。另外,西晉設江安,兼有原來孱陵與華容的部分地區,而且這種情況差不多延續到南朝梁代,在這長達兩百多年的期間,原來的華容與孱陵之地在江安治下融為一體,恐怕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分得清原來是屬于華容還是孱陵,而江安又是梁陳以后公安的前身??傊?,公安的大部分地區來自漢孱陵,小部分地區來自漢華容,它與漢代這兩個大縣的關系都難解難分。

      再從隸屬關系來看,在漢代,公安大部分地區在孱陵界內,孱陵屬武陵郡,公安小部地區在華容界內,華容屬南郡,兩郡皆屬荊州刺史部;三國時期,公安屬荊州南郡;西晉立江安,屬荊州南平郡,南朝宋、齊因之,陳以公安為荊州治所;隋代公安屬南郡,唐代公安屬荊州江陵府??傊?,公安之地差不多一直都在荊州屬下,與今華容、監利等縣相比,它對荊州的隸屬關系更為穩定和持久。

      由于公安一直屬荊州,加上它的部分地區來源于華容,因此,就其與華容有關的范圍來說,符合“荊州之華容”的定義。不過,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支持公安說的成立,因為今華容、監利等地也是古華容之地,也曾隸屬荊州,公安充其量只是古華容的一角,而且還在邊緣,如果要說自己的地區就是古華容,公安除了隸屬荊州的時間較長以外,并不比今華容和監利等地更有資格。顯然,公安說的成立同樣需要其他條件的支持。

      通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華容說、監利說、公安說都有一定的根據。就這些地區在古華容占有的位置和面積來說,今華容與監利都在古華容的腹地,面積較大,公安位于古華容的邊緣,面積較小,假如以地盤份額為依據,那么華容說與監利說成立的可能性相對更大,而公安說成立的可能性相對較??;就這些地區作為“華容”的時間來說,今華容的時間最久,監利次之(到西晉為止),公安最短(到三國為止),假如以“華容”的名義為依據,那么華容說成立的可能性最大,監利說次之,公安說又次之;就這些地區隸屬荊州的時間來說,公安最久,華容次之(到南北朝為止),監利最短(到西晉為止),如果以隸屬荊州的關系為前提,那么公安說成立的可能性最大,華容說次之,監利說再次之。至于潛江,已如上文所述,它與古華容的關系大有疑問,即使有足夠的理由證明潛江局部曾屬華容,潛江說成立的可能性也不會大于其他說法。由此可見,今華容、監利、以及公安部分地區都曾是古華容之地,也都曾經隸屬荊州,而智顗的原始傳記中又未交代“荊州之華容”是指哪個時代,因此這些地區都有作為“荊州之華容”的可能,即使把潛江說排除在外,還是不能解決問題,無論要說明智顗的生地是在哪里,都必須得到其他證據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還需要考察原始記載之外的歷史記載。

      再說第三個方面。

      關于智顗生地的記載,除了隋唐時期的智顗傳記以外,還有其他史料,這些史料主要見于三類文獻:一是中日兩國歷史上的智顗傳記解說,二是明代公安袁氏兄弟的著作,三是明清時期的一統志和地方志。在這些文獻中,關于智顗生地的記載,大多是以華容為某地或智顗為某地人的方式來表述的。

      智顗傳記注釋里的相關記載,最早見于北宋天臺宗僧人曇照的《智者大師別傳注》。曇照根據《后漢書》和《元豐九域志》的記載,認為荊州就是宋代的江陵府,華容就是宋代的公安與華容 。實際上,宋代的公安屬江陵府,華容屬岳州,兩地并非一事。曇照一方面說古華容就是當時的公安,另一方面又說是當時的華容,這樣的表述兼有公安說與華容說之嫌,不過他實際上是從當時江陵的范圍來考慮古華容,所以他所理解的“荊州之華容”還是指公安。另外,為了說明智顗的早期經歷,曇照的注釋還多處引用《荊州碑》的記載,其中之一是關于智顗出家之前曾為母親指茅化為稻、指水化為油的傳說,然后參照當時“游荊州者”的說法,認為“昔華容縣,今為公安縣,有油河里茅穗村,俗人呼之。” 繼曇照之后,南宋天臺宗僧人志磐亦持此說。他在《佛祖統紀》卷六的智顗傳記里把“荊州之華容”解釋為“今江陵府公安縣”,另外也引用了《荊州碑》里智顗指茅為稻、化水為油的傳說 。公安說出現于宋代,它是關于智顗生地“荊州之華容”的最早解說。

      從公安說的內容來看,它不僅把“荊州之華容”解釋為宋代的公安,而且進一步指出智顗的家鄉就在公安的茅穗村,去掉其中的神話色彩,可知茅穗村距當時公安境內的油河不遠。這種說法雖然始見于宋代,但是它所依據的《荊州碑》很可能是更早的史料?!肚G州碑》的具體情況今已不詳,但從其名稱可以推測它原本存在于荊州一帶,也就是說它可能是荊州當地的史料;再從曇照多次援引此碑的情況來看,它很可能是更早時期的資料,若非如此,那么顯然不足以作為和灌頂的智者別傳相佐證的史料。盡管如此,曇照對待這個史料還是非常慎重,由于他自己沒有到過公安,所以通過時人的見聞來確認碑文里關于茅穗村的記載是否屬實,這種小心求證的作法,比許多現代學者的研究還要來得嚴謹,怎么能說“有點道聽途說的意味”(賀亮先生語)呢?總之,公安說自曇照伊始就不僅有歷史記載的依據,而且還有物證和人證。

      另外,日本江戶時代也有很多智顗傳記的注釋,其中對于“荊州之華容”解釋,既有華容說,也有監利說,還有公安說。例如堯恕的《智者大師別傳新解》認為華容就是岳州(今湖南岳陽一帶)的華容,并引明代《一統志》的記載以為根據 ;可透的《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句讀》基本上持華容說,同時又把公安說作為備案 ;忍鎧的《天臺智者大師別傳考證》基本上持監利說,同時也把公安說作為備案 ;敬雄的《天臺智者大師別傳翼注》主張公安說,并引《佛祖統紀》和《荊州府名勝志》以為根據 ??偟膩碚f,他們的解釋有如下特征:第一,凡可能相當于“荊州之華容”的地區,即今華容、監利、公安等地,都已在他們的考慮之內,如此視野相當寬廣;第二,他們的解釋都有一定的史料依據,比大多數現代學者的解釋還要言之有據;第三,他們的解釋大多對公安說有所留意,即使傾向于華容說或監利說,往往也把公安說作為備案。由此可見,無論是華容說、監利說、公安說,其實都是古人早已提過的說法,然而遺憾的是,在現代的智顗研究中,人們不僅沒有注意到這些資料,而且比古人的解釋還要粗糙。

      在公安說流傳的歷史上,明代的公安袁氏兄弟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們明確主張智顗是公安人。關于這方面的資料,可以參看袁宏道(15681610)的《圣母塔院疏》、《公安二圣寺重修天王殿疏》、《普光寺疏》,袁中道(15701623)的《玉泉寺記》、《智者緣引》等文。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他們為了說明智顗是公安出身,除了繼承以往的公安說之外,還提出了兩方面的論證:一是從大孱陵的史地理解出發,肯定“公安即舊華容地”(袁中道語);二是舉出新的遺跡證據。所謂大孱陵的史地理解,是指歷史上關于華容歷史淵源問題的一種看法。按照這種看法,今湖北的公安、石首、監利以及湖南的華容、安鄉、南縣等地都屬于漢孱陵的范圍,于是不僅公安屬于古孱陵,而且華容也是古孱陵的一部分。這種觀點自唐代以來就開始流行,對后代關于華容歷史的理解影響甚廣 ,袁氏兄弟斷言“公安即舊華容地”,實際上就是以這種大孱陵觀為前提。盡管大孱陵觀把古孱陵的范圍過分夸大,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但它是古代關于華容歷史淵源的主流觀點,從當時的條件來說,袁氏兄弟的判斷不僅于史有征,而且在這一問題的論證上也達到了當時所可能的水準。即使從今天看來,盡管不能說公安全是“舊華容地”,但它的局部確曾屬于古華容,因此在一定范圍內,“公安即舊華容地”的判斷依然可以成立。關于他們舉出的新的遺跡,主要有智顗母親的墓塔“圣母塔”,還有智顗在公安境內創建的寺院,如普光寺、報恩寺等,其中有些遺跡當時還有保存(如圣母塔),在他們看來,這些遺跡也是證明智顗的家鄉在公安的有力物證。如果說宋代公安說里提到的茅穗村等遺跡只是通過他人的見聞得到確認的話,那么袁氏兄弟是公安本地人,他們對圣母塔等遺跡的確認是通過自己的耳聞目睹,他們自己就是這些遺跡的見證人,因此他們的相關記述總不該是“道聽途說”了吧?

      總之,袁氏兄弟作為公安人,對家鄉懷有深厚的熱愛和強烈的鄉土文化意識;作為佛教信徒,不僅熟悉智者大師的思想學說,而且對他的生地問題也特別關注;作為文人學者,不僅熟悉歷史文獻的記載,而且重視遺跡實物的證據。正是由于這些因素集于一身,所以他們才能對以往的公安說作出新的補充和證明,從而使公安說成為歷史上關于智者大師出身地問題的最成系統的說法。從這個意義上說,袁氏兄弟是歷史上公安說的集大成者。而且,在他們對公安說加以論證的同時,還為后人留下了許多相關遺跡的記載,由于這些遺跡后來消失,所以他們的記載就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對于今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明清時期的一統志和荊州一帶的地方志里,也有關于智顗的記載。根據張覺明先生的調查,此類資料現有13種:①明天順五年(1461)《一統志》,②明嘉靖二年(1523)《湖廣圖經志書》,③明嘉靖十一年(1532)《荊州府志》,④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重刊公安縣志》,⑤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荊州志》,⑥明萬歷四十年(1612)《華容縣志》,⑦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監利縣志》,⑧清雍正十年(1732)《湖廣通志》,⑨清乾隆《一統志》,⑩清乾隆年五十九年(1794)《當陽縣志》,?清同治五年(1866)《當陽縣志》,?清同治十三年(1874)《公安縣志》,?清光緒六年(1880)《荊州府志》 。在這些資料中,關于智顗的生地所屬有四種說法:一是荊州人或荊州華容人,如①、②、⑤、⑧、⑨;二是監利人,如③、⑦;三是華容人,如⑥;四是公安人或公安茅穗里人,如④、⑩、?、?、?。其中屬于第一種和第四說法的資料最多,屬于第二種和第三種說法的資料較少;第一種說法實際上是對以往智顗傳記的沿襲,沒有對荊州或華容加以解釋,其余三種說法分別相當于監利說、華容說、公安說。盡管說法各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公安說在荊州一帶的地方志中逐漸成為主流。此外,就這些說法的資料來源而言,除了《景德傳燈錄》或《指月錄》中的智顗傳記之外,主要就是吸收了以往的公安說,這種情況表明,公安說在荊州一帶一直都有流傳。

      由此可見,關于智顗生地的問題,歷史上除了有原始記載的說法之外,還有公安說、監利說、華容說等各種說法。這些說法的出現雖比原始記載為晚,但是迄今為止已經流傳了數百年甚至近千年,而且都有一定的根據,因此都是重要的史料,對于解決智顗生地的問題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中公安說至晚在北宋時期就已出現,后來經過袁氏兄弟的補充,又在明清時期的地方志中多有流傳,與華容說和監利說相比,這種說法出現的時間更早,論據更為充分,影響也最廣,因而也更令人信服。這樣,如果說僅在史地考證的范圍內,華容、監利、公安局部都有可能相當于智顗生地的“荊州之華容”的話,那么當我們把史料參考的范圍加以擴大、亦即對歷史上有關智顗生地的各種說法加以參考之后,就會發現,實際上只有公安才是最有可能與智顗故鄉的“荊州之華容”相應的地方。

      最后談第四個方面,即遺跡實物的證明。

      我們之所以說公安說比其他說法的證據更為充分,就是因為它不僅有歷史文獻的依據,而且有遺跡實物的證明。實際上,遺跡實物往往比文獻記載更能反映歷史的真相,因而是歷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資料。就智顗生地的問題來說,如果哪種說法能夠舉出相關的遺跡實物作為證據,那就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在目前情況下,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公安說,因此說公安說比其他說法更為可信。

      公安說是歷史上的說法,古人根據他們當時的所見所聞,舉出公安境內與智顗相關的遺跡,例如油河、茅穗村(后代名為茅穗里)、圣母塔、以及智顗創建的寺院等。由于年代歷久,今天已經看不到這些遺跡的實物形態,而只能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了解它們的情況,加上古人的記載難免帶有神話色彩的成份,于是很容易使人懷疑這些記載是否可信,或者說懷疑這些遺跡是否曾經真的存在。例如賀亮先生就認為宋代曇照的公安說是依據他人的傳聞得來,“有點道聽途說的意味”,“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并無嚴謹的學術考證參考價值” 。顯然,在賀先生看來,曇照依據的傳聞類似于“道聽途說”,并不可靠,把公安說成古華容缺乏史地考證的依據。實際上,曇照當時得到的傳聞主要包括這樣兩項內容:一是古華容就是當時的公安;二是公安境內有油河里茅穗村,這些地名當時人們還在使用。那么這樣的“道聽途說”到底是否可靠呢?首先,公安的部分地區與華容確有淵源關系,賀亮先生也承認這一點,因此,至少就一定范圍來說,曇照把公安解釋為古華容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其次,就像上文指出的那樣,曇照聽取這些傳聞,不僅不是輕信“道聽途說”,而且剛好相反,乃是出于謹慎,借助傳聞對史料記載的內容加以確認,堪稱治學嚴謹。退一步講,就算這個傳聞純屬“道聽途說”,那也應該考慮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傳聞,所謂“無風不起浪”,假如公安與華容毫無關系、當地根本沒有茅穗村,那又怎么可能從公安傳出這樣的說法?再退一步說,就算公安與華容無關、公安也沒有茅穗村,那么何以關于智顗遺跡的傳說偏偏出在公安?而其他自稱智顗故里的地方卻不見有他的遺跡蹤影?甚至連相關的“道聽途說”也沒有?更退一步說,假設公安的智顗遺跡和相關的傳說純系后人捏造,那么這種“捏造”本身也表明歷史上的公安人對智顗的紀念,而其他地方如果連這樣的“捏造”也沒有的話,又能拿什么來說明自己地區和智顗的關系?總之,不管公安說是“道聽途說”也好,還是捕風捉影也好,總該是原來就有“風”有“影”,于是歷史上才有人去“捕”去“捉”,要想斷定古人的記載不可信,必須拿出有力的證據。

      關于公安的智顗遺跡的證明,還可以從另外兩點來看。第一,除了公安說以外,在其他歷史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例如歷代有關智顗遺跡的詩文等等。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可以參見張覺明先生的《智者大師出生地湖北省公安縣研究》。此類資料表明,關于智顗的遺跡,并非只有公安說的孤征。第二,盡管作為實物形態的智顗遺跡已經不存,但是作為非實物形態的遺跡還有保存,例如“茅穗里”的地名就是這樣。根據歷史記載,智顗的家鄉在宋代叫作“茅穗村”,明清時期叫作“茅穗里”。昔日的“茅穗里”,如今叫作“茅穗里街”,其位置就在今日公安境內毛家港鎮一帶??梢?,從宋代的“茅穗村”到現代的“茅穗里街”,歷經千年的歲月更迭和無數的人世滄桑,“茅穗”的地名被當地的人們一代代傳承下來,而這個古老的地名就如同一塊活化石,其中承載著智者大師故鄉的消息。

      綜上所述,公安在歷史上一直隸屬荊州,符合原始記載的界定;公安的局部地區,不管是在漢華容時期,還是在江安時期,以及后來的公安時期,都是古華容的一部分;自宋代以來,古人早就明確指出“荊州之華容”就是指的公安,而且提出了相關歷史記載和遺跡實物的證據;古人舉出的遺跡,其物今已不在,但是地名猶存,這種無形的文化遺存是從有形的歷史遺跡而來,而且相關的遺跡傳說只見于公安。關于智顗生地的說法雖有多種,但是只有公安說可以從這四個方面都得到證明。由此可以斷定,智顗的生地或故鄉就在公安境內,那一帶地方剛好是古華容與后來的公安相重合的地方,也就是說它既是古華容的一角,又是后來公安的一部分,正是因為這樣,所以隋唐時期人們把它稱為“荊州之華容”,宋代以后人們把它稱為公安,這兩種稱呼并不矛盾,其實都是指同一地方,那里就是智顗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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